《漂泊》推荐序:我看青山多妩媚,料青山看我亦如是

出版社:前卫 

出版日期:2013/10/31

如果社会制度把某一群体、某一阶级或某一民族的自由建立在其他人的苦难上,那麽,这种制度就不合理、不道德。

以赛亚•伯林

阮铭先生离开中国24年之后,我也选择了离开。我离开的2012年的中国,比阮铭离开的1988年的中国更加不堪——大国崛起的表象下,山河汙染,人性败坏,官逼民反,天怒人怨,共产党正在转型为纳粹党,法西斯主义露出了尖锐的獠牙。

年逾八旬的阮铭先生差不多是我祖父辈的人物,他在回忆录中条分缕析的流亡之路,于我而言,未尝不是一部未卜先知的教科书。英国作家沃(EvelynWaugh)认为,「人的本性是流放者」,热爱自由并追寻自由的人啊,哪一个,不是走在放逐与自我放逐的旅途中?

邓小平道路跟毛泽东道路有多大的差异?

上世纪80年代前半期,阮铭曾在时任中共总书记的胡耀邦身边工作过,并参与起草了改革开放初期的一些历史性的文件。他深味中共高层权力运作的秘辛,对毛、邓两个时代都有深切体认,在海外出版了厚重而扎实的代表作《邓小平帝国》。

2012年,习近平上台之后,旗帜与道路,暧昧不明,忽左忽右。左派为习近平向毛泽东鞠躬的举动而欢呼,右派为习近平向邓小平致敬的行为而叫好。于是,左右逢源的习近平,赚到的金山银山比青山绿水还多。

 左派,尤其是毛左,我不予置评,也不值得我给予任何一句评价。而所谓的「右派」——或曰体制内改革派、温和改良派、宪政民主派、普世价值派及自由主义者们——一厢情愿地为新君唱赞歌的表现,则让我大跌眼镜,禁不住有话要说。人们看到习近平重走一趟邓小平1992年的「南巡路线」,就把习近平看做是又一颗「大救星」。然而,中共统治的「前三十年」与「后三十年」,即毛泽东时代与邓小平时代,真有本质的差异吗?真是针尖对麦芒吗?

惟有读史才能使人明智。阮铭是一名少有的既能「入乎其内」又能「出乎其外」的中共党史研究者。在这个时刻,更需要读一读他的有关着述,包括这本独一无二的回忆录。在阮铭看来,邓小平不是毛泽东的叛徒,毛泽东对邓小平的定位是恰如其分的——邓小平充其量就是「修正主义者」而已。在维护共产党一党独裁这一「核心利益」方面,毛与邓并无二致。胡耀邦与赵紫阳从未有过取邓小平而代之的意图,邓为何要罢黜胡、赵,转而选择江泽民为接班人呢?阮铭分析说:

邓小平只是在开创改革大业时,才需要胡耀邦、赵紫阳这样有新思维的开创型人才。等到天下大定,邓小平担心的正是开创型新领袖的新思维,会改变他邓小平帝国的旧路线,特别是他「绝不能让」的政治思想领域。他需要的正是另一个「华国锋」,遵循他邓小平的「凡是」永远不变。

这个看法如老吏断狱,切中肯綮。此后的胡锦涛、习近平都算是「盗版的江泽民」,才可能被此种「优败劣胜」的体制选中而上位。

习近平强调,「前三十年」与「后三十年」都是共产党的荣耀和成就,不可厚此薄彼,更不可同室操戈。站在共产党的立场上,这个说法是成立的。毛知道邓是共产党体制的忠臣孝子,才留下邓一命;而邓执掌大权之后,果然保留毛泽东纪念堂、天安门毛像以及宪法序言中的「四项基本原则」。毛、邓的治国之道虽有差异,在意识形态上却都是「铜墙铁壁」。

这一点类似于毛泽东与周恩来之异同。曾任美国驻华大使的李洁明,在回忆录中论及西方对周恩来的误解。很多西方人认为,在中国的权力斗争中,周代表的是「好人」这一边。但李洁明清楚地指出:「周恩来是个强悍、坚贞的革命党员,过去曾有过动用暴力的纪录。他之所以开启和美国沟通的管道,并非因为他喜欢或欣赏美国人,或是美国的制度,而是因为中国迫切需要可以反制苏联的力量。」邓小平也是如此,他开启改革开放的道路,并不是要给中国人民以民主和自由,乃是为拯救共产党自身摇摇欲坠的统治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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可惜,在今天的西方和中国内部,仍有那麽多人对邓小平的崇拜五体投地,甚至为习近平倾向邓小平多一点而祈祷。哈佛大学中国问题专家傅高义,所写的关于邓小平传记,甚至为「六四」屠杀辩护——傅高义曾经当过阮铭在哈佛访学期间的房东,却不曾吸纳阮铭对邓小平鞭辟入里的批评性看法。

只要是反对共产党的人,就永远伟大、光荣、正确吗?

阮铭以海外流亡者中的「乌鸦」自诩,虽然这个名字是别人为他取的,他本人却甘之如饴。从这本回忆录中可以看到,他只是有限地参与过一些海外民运活动,大部分时间都辗转于美国各大学和基金会之间,读书、写作和研究是他的兴趣所在。他不是政治活动的弄潮儿,只是偶尔涉足其间,不小心打湿了鞋子而已。

没有人喜欢听乌鸦的声音,没有人喜欢听批评性的言论。这些年来,海外民运的路越走越窄,不仅几乎在西方主流社会销声匿迹,也基本不受海外华人社群的认同和欢迎。没有任何一个人物与组织,享有清末时康梁、孙中山的那种地位。原因是多方面的,海外民主人士与经济崛起的中共政权相比,确实实力悬殊。但是,反省与检讨仍然必要,若任何批评意见都不愿听取,而是热衷于「抓特务」的游戏,民运与共产党又有什麽差别呢?

在这本回忆录中,阮铭对90年代初期民运在轰轰烈烈的热潮之下潜在的败相已有所觉察。他写道:

讨论到「民阵」的组织属性,会上的「三巨头」,陈一谘和万润南两位「实力派」领袖一个代表「体改所」派、一个代表「四通公司」派,都倾向列宁式政党。

用共产党的模式能战胜共产党吗?既然你变得跟共产党一模一样了,为什麽还要反对它呢?短短几年之间,阮铭又发现:「无论乐观的旧梦、悲观的新梦,都是不愿或不敢直面现实,丧失了民运前进的目标。而愈无目标,愈内斗;愈内斗,愈无目标。没有了理想的追求,争斗的都是权和钱。」毛的斗争哲学深入到每一个反对共产党的人士的骨髓之中。

书中有几处涉及作为流亡者群体的精英组织的「普林斯顿中国学社」的内部分歧与兴衰史。书生的争斗,亦堪称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。我与好几位当年的学社成员是交往颇深的朋友,对学社的历史与掌故多少有所了解。我并不完全认同阮铭对诸多人事、理念的纷争与纠葛的判断,但我觉得,学社虽小,可作为透视中国知识分子以及中国文化的病癥的一个标本,也可以作为分析中西文化冲突的一个典型个案。所以,阮铭书中披露的部分内容,是弥足珍贵的史料。

与普林斯顿中国学社的渊源更为深厚的苏晓康,在《离魂历劫自序》中如此描述学社当时的光景:

普林斯顿收留的「精英」、名流,因为不懂英语又不是平常人,只好「相濡以沫」,抱成一团,遂成一「中国城」,派对每周必有,还非唱「文革歌曲」不可,要不就是《血染的风采》。没有谁受过基本的学术训练,却常常要办学术讨论会,人人看上去大言不惭,预言中国,还都会侃几句文化;否则怎麽叫「访问学者」?

老实说,很多人,盛名之下,其实难副。不过,皇帝的新装,谁也不敢戳破,戏还得演下去。美国是一个自由的世界,可是这些流亡者的心灵真的得到了自由吗?未必。苏晓康感叹说:「这班大名鼎鼎的中国知识分子,除了拥有一辆破车和不再拥有崇拜者之外,仿佛并没有生活在美国。」若非经历生离死别之劫难,苏晓康的自我反省与解剖,又岂能如此痛彻肺腑?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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流亡是一段精彩的新生命的开端

1988年离开中国的时候,阮铭本是想暂时出来透透气,未曾料到次年发生了「六四」惨案,从此便有家难归。这本回忆录集中描述作者在美国的生活,美国的大山大河,在其笔下妩媚多姿,作者本人的生命状态亦多姿多彩,所以方能「相看两不厌」。对于接纳无数流亡者,让他们在此自由地呼吸、自由地思考、自由地言说的美国,作者充满感激之情;另一方面,作者又并非「惟美是从」,对于从老布希到乔布斯(SteveJobs)等向中国暗送秋波、「与狼共舞」的美国政商人士,他亦是不是地直言批评。

阮铭如此概括自己的一生:「我的生命,三分之二逝去在地狱里,三分之一飘泊在地狱外。」那自由的三分之一的时间,比起那不自由的三分之二的时间来,不知道要快乐、幸福多少倍。阮铭离开中国时,已57岁,差不多快到退休年龄。但在这本回忆录中,读者看不到某些流亡者身上的那种化不开的哀怨、愁苦、失望的情绪。二十多年来,阮铭着述十余部,在美国和台湾的大学开课数十种,紧张、忙碌、充实,开辟了堪称「笑傲」的「人生下半场」。思想家伯林说,流亡是一条康庄大道,阮铭当有同感。

所以,就连失去中国护照和中国国籍的那一刻,阮铭也轻轻写来,一笔带过:

中国领事馆的答覆是拒绝延期。我问为什幺?回答是:「政府不满意你写的文章。」我再问:「难道文章观点不同,就可以剥夺我的公民身份?」回答是:「这个我们不能回答,我们也是奉命行事。」这样,我就成了无国籍的漂泊者。

此刻,并无斑驳之血泪,更没有地动山摇之痛。对于大部分中国人来说,家国情感可谓「千年一贯」,如棺材盖一样压得人喘不过气来。阮铭却能做到「挥一挥手,不带走一片云彩」。从美国到作为美丽岛的台湾,哪里有自由,哪里就是家园,何必对那个早已沦为烂泥潭的中国牵肠挂肚呢?比「叶落归根」更高的价值,是与自由为友、与自由同在。

智者的流亡,不是智者本人的错,而是迫使智者流亡的国家和制度的错。英国历史学家理查•皮佩斯在《共产主义简史》一书中指出:「为了追求全体一致,共产党政权使用了流放与监禁等办法,企图让那些无法与其一致的人保持缄默,但这些人往往也是最具有才能与创造精神。其结果是,由于能存活下来的通常是最依赖以及最能配合的人,因此所有的创新行为几乎无法出现;因此,既然共产社会无法让最好的人才留下来,日複一日地陷于困境也就无可避免。」一个被土匪绑架的国家,有什麽荣誉可言呢?我只能预测,哪一天,睿智的中国知识分子不再流亡他乡;哪一天,中国本土才是值得其公民自豪的自由之乡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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